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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日志

 
 

命运的轮回  

2015-05-31 01:44:06|  分类: 有感而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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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掌握你的人生,就是让你的存在成为一种偶然。”

“(文化的期待)不够坚实到足以支撑一个生命。或许他们对某些人可能足够坚实,对那些没有见识的人;或者对那些慢吞吞的选手,花了他们生个生命在蹒跚的追求物质目标;或者对那些实现了成功但有那种才能的人,可以持续从他们的范围内设定新的目标。但你像我一样有良好的洞察力,你在生命中看得太远,你看出了去实现错误目标的徒然,以及去设定新的错误目标的徒劳无功。与零相乘永远是零!”


整个十九到二十世纪,在世界各地都有一种对生活和文化的反抗、涌现出一批怪人。他们可以被叫作艺术家,或者是战士,或者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很难被同时代的人理解;他们患上了“世纪病”。他们处于社会科技文化急速发展变革的时代,每天都有新事物产生和消亡,已有的认知已经无法跟上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简单来说就是处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转型期、处在“旧的道德标准被打碎,新的道德标准尚未建立”的过渡期,因此会感到“无可名状的苦恼”――颇像青少年时期。难怪会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的竞相登场,直到后来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才算真正成年。但在这个人类的青春期,人们――尤其是感觉心思敏锐的艺术家们――在经受源于个人的追求和世界的秩序之间痛苦对立的苦恼,他们或自杀,或离群索居,或遁入山林,或躲进象牙塔,或栖息温柔乡。洁身自好者有之,愤而反抗者有之,自然消极厌世者也有之。这里我忍不住要将两个看似所处文化迥异的作家――法国的波德莱尔和日本的太宰治――放在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经历是如何相似。或许真如尼采所说,命运在整个人类中轮回。


法国的波德莱尔以他的诗集《恶之花》闻名,开创了象征主义的先河;而太宰治要比他晚半个世纪,他的传世小说《人间失格》完成后自杀身亡。两部作品都有作者自传的意味。而比较两者的生平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波德莱尔早年丧父,憧憬艺术的他不满于继父给他指定的职业道路,于是很早离家独自生活;而太宰治因为并非家中长子,无法继承家业,后来又被逐出家门,是一个边缘人。波德莱尔喜爱反抗,他因为反叛的行为被学院开除;他曾经两次参加革命,为的是直接和资本主义秩序抗争;他厌恶代表了旧秩序的继父和左右自己生活的公证人;他挥金如土、放逐自己,甚至沉迷药物。而太宰治青年时期多次自杀未遂,难以被当时的文坛认可;他也无法正常的生活,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放纵,以至于沉迷酒精和药物。两人都是“忧郁”的代表:“我所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气馁,一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对于一种朦胧的不幸的永久的恐惧,对自己的力量的完全的不相信,彻底地缺乏欲望,一种寻求随便什么消遣的不可能??我不断地自问:这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这是真正的忧郁的精神。”“它比忧愁更苦涩,比绝望更阴沉,比厌倦更尖锐,而它又可以说是厌倦的实在的对应。它产生自一种渴望绝对的思想,这种思想找不到任何与之相称的东西,它在这种破碎的希望中保留了某种激烈的、紧张的东西。另一方面,它起初对于万事皆空和生命短暂具有一种不可缓解的感觉,这给了它一种无可名状的永受谴责和无可救药的瘫痪的样子。忧郁由于既不屈从亦无希望而成为某种静止的暴力。”


正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二重人格》中所说,他们都处在自我矛盾之中。波德莱尔宣称:“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许的安宁、光荣、对自我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他们反抗旧秩序,拒绝对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尽管这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主流道德:“作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丑恶的东西。”但他们的反抗又犹豫不决,也想获得体制和社会的认可:波德莱尔曾经试图进入他蔑视的守旧作家聚集的法国文学院,太宰治也曾多次试图获得芥川奖而不得(甚至写信给作为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乞求)。他们的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波德莱尔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秩序,却又在为资产阶级写作;太宰治更是被社会压垮,只能依靠《斜阳》追忆旧时光和说出“生而为人,对不起!”


然而他们还是反抗了。波德莱尔一反浪漫主义对于美和上帝的歌颂,去描绘生活中的恶并将撒旦作为上帝的反抗者和失败的英雄加以歌颂;和歌功颂德的作家们不同,同样生活在巴黎,他笔下的不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表象,而是贫穷和死亡,是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世界崩溃和堕落,是人们不愿谈及的社会禁忌。而他偏要把虚伪的卫道士们给赤身裸体的雕塑加上的遮羞布给揭下来。当他剖析自己的内心,甚至把不属于自己的恶加诸己身时,“虚伪的读者”要么因为厌恶躲得远远的,要么幸灾乐祸、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描述了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生长的人也有病,他在毒害侵蚀着人的本性。在罪恶的土地上生长的恶之花让人绝望,但正是对这种恶的认识给了人希望。反观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当读者不能理解为什么主人公叶藏会有如此沉重的耻感以至于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为人时,我倒觉得这些读者是造成太宰治和叶藏自杀的原因:当整个社会失去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时,不就只能互相倾轧,最后反而只有那些恶人能够生存吗?这些恶以及艺术家对于恶的感悟并不同于基督教将原罪强加于人身上,他们是自己选择的,也是只有他们那样明锐的观察力和铭感的内心才能体会到的。当然这些艺术家们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不能摧毁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也不能如鱼得水地融入这个世界,只能试图通过自我麻醉,放浪形骸,诅咒上帝,追求死亡等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对抗。所以他们的失望和希望化作笔下的恶和变态的爱,以及对自我沉沦的厌恶和孤独。


脱离生活和缺乏与进步力量的接触是他们忧郁和乏力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生活范围极其狭窄,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最终陷入虚无,“始终象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终于不能离开。”


虽然这些艺术家不能脱离他们本身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性,但客观上他们的揭露对于社会进步起到了传播作用。就像波德莱尔和托尔斯泰,尽管反对革命,毕竟他们的作品鼓舞了一大批有为青年。作品一旦从创作者的头脑中孕育、在笔下诞生后,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不再是原作者所能掌控的了。


而正像那句老话“当邪恶出现时,英雄也会诞生”,但凡社会、人们需要时,就会有惊世的作家出现,在他们自身遭受痛苦、深入思考后,将作为精神领袖引导人民和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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